在网络讨论中，“《明史》是清朝刻意抹黑明朝的产物” 似乎成了部分人坚信的定论，“95 年修史必藏猫腻”“满清为证正统篡改历史” 等说法更是屡见不鲜。可翻开史学典籍，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盛赞《明史》“未有如《明史》之完善者”，梁启超也将其列为《二十四史》中 “除马、班、范、陈四书外最为精善” 之作。一边是网络舆论的质疑，一边是史学界的高度认可，《明史》究竟是 “抹黑之作”，还是 “一代信史”？
先看所谓 “95 年修史藏阴谋” 的说法。《明史》修纂始于顺治二年，完成于乾隆四年，跨度看似漫长，实则是历史条件与修史态度共同决定的结果。顺治朝初设史馆时，天下尚未安定，清廷仅议定修史体例，并未开展实质性工作，这更像是政权更迭后的象征性行为。真正的修史始于康熙十八年，此时全国局势稳定，康熙帝才召集万斯同、张玉书等史学大家正式启动编纂。
康熙对《明史》的要求极为明确：“勿尚浮夸而乖情实，毋徇偏见而失公平”，甚至提出 “作史当重良心”，将史德作为史官的核心要求。要知道，万斯同以 “布衣修史” 身份主持《明史》编纂时，始终坚持 “以实录为凭，以邸报为据”，拒绝迎合任何政治倾向。他曾直言 “史之难言久矣，非事信而言文，其传不显”，若清廷真要刻意抹黑明朝，又怎会容忍这样一位坚持实录精神的史学家主导修史？
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康熙帝在史料留存上展现出远超前代的胸襟。纵观历代修史，多有 “后朝毁前朝实录” 的惯例：宋修《唐史》时销毁唐代实录，元修《宋史》、明修《元史》也延续了这一做法，导致前代大量原始史料湮灭。但康熙却反其道而行之，不仅未损毁《明实录》，反而下令将其妥善保存，甚至明确要求 “《明史》成日，应将实录并存，令后世有所考证”。这份对原始史料的尊重，为后世研究明代历史留下了珍贵依据，若真存 “抹黑” 之心，又何必特意保留能与《明史》相互印证的实录？
再看所谓 “篡改关键史实” 的质疑。部分人认为清廷会刻意放大明朝缺陷，可史实恰恰相反。康熙帝曾明确要求史官摒弃 “后朝讥刺前朝” 的恶习，他看到《明史》稿本中对洪武、宣德二帝訾议甚多时，特意训谕：“洪武系开基之主，功德隆盛；宣德乃守成贤辟，虽运会不同，事迹犹殊，然皆励精著于一时”，要求史官客观评述，不可搜求间隙、妄加议论。
当然，也需客观承认，《明史》中确有部分记载存在倾向性，集中在东北女真崛起相关内容上。但这种情况并非清朝独有，而是历代修史的共性现象 —— 正如朱元璋不会在《元史》中自贬为 “反贼”，任何王朝在记载与自身发迹相关的历史时，都难免带有一定立场倾向。从白山黑水间以十三副铠甲起兵，到最终定鼎中原，清朝在记述这段发迹史时略有侧重，实属情理之中，并非刻意 “抹黑” 明朝整体历史。
对于明代灭亡的原因，《明史》既记载了太监擅权、朋党之争的弊端，也肯定了明朝 “无女后预政，以臣凌君” 的制度优势，更承认清朝 “见行事例，因之而行者甚多”。这种既不回避问题，也不刻意贬低的态度，哪里是 “抹黑”？康熙帝甚至下令 “即使所送之书有犯忌讳的文字，亦不治罪”，鼓励官民捐献明代史料，仅天启、崇祯朝的实录缺失，他就多次责令礼部 “内外衙门详查”，这份对史料的重视，远比 “刻意抹黑” 的猜测更符合历史逻辑。
网络上所谓 “满清捏造明史” 的说法，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：《明史》的编纂者多为明末清初的汉族学者，除万斯同外，张玉书、王鸿绪、张廷玉等都有着深厚的史学素养。他们亲身经历过明清易代，对明朝历史既有情感认同，也有理性认知，若真要篡改历史，如何能让这部史书在问世后获得历代学者的认可？
其实，纠结于 “是否抹黑”，不如回归史学本质。《明史》之所以被推崇，在于它既纠正了《宋史》的繁芜、《元史》的草率，又保持了 “据实直书” 的传统，更以保留《明实录》的举动，打破了历代修史毁弃前朝史料的陋习。正如吴缜对 “信史” 的定义：“稽诸前人而不谬，传之后世而不疑”，《明史》正是做到了这一点。看待历史不该被偏见裹挟，承认《明史》的史学价值，并非否定明朝的历史地位，而是对 “以史为鉴” 传统的尊重 —— 毕竟，只有客观认识历史，才能真正从历史中汲取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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